第25章 历史中的一名多实 (第2/4页)

其害，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，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。胡耀邦后来成为党内“民主”的倡导者，周扬后来成为党内“人道主义”的倡导者，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。

    二是“疏离型”，表现为对“文革”的软抵抗。当时没有直接受到过政治迫害的更多人，也对“文革”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，是因为“文革”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欲望。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和直接政治行为，但对“文革”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。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青年们“革命还俗”后的“自学热”、“艺术热”乃至“家具热”——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也被市民们热烈寻购。湖南著名的“幸福团”由一些干部子弟组成，寻欢作乐，放浪不羁，听爵士乐，跳交谊舞，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性。作家王朔在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描写的一伙军干子弟，也接近这种个人主义、颓废主义、虚无主义的状态。这证明即使在当时执政营垒的内部，禁欲教条也被打破，世俗兴趣逐步回暖，加速了“文革”的动摇和解体。

    三是“继承型”，即表现为对“文革”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借助、变通以及利用。“文革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，从总体上说，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权体制两种导向互为交杂和逐步消长的特征，两者一直形成内在的紧张和频繁的震荡，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现。一九六六年，毛泽东在主要政敌失势之后仍然发起运动，是“权利斗争”说难以解释的。他倡导“继续革命”和“造反有理”，“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